大家好，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为什么都怀念2012年以前这个问题，2012年其实人类已死了是谣言吗很多人还不知道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！
回头看自己五年前的说说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
我刚刚翻看了下自己五年前的说说还有校内人人，以及新浪微博。
看完之后，我的内心世界毫无波澜，甚至我还觉得好笑。
没想到五年前的自己居然还是那么的幼稚，想法那么的简单，虽然爱好没有多大的变化，依然是喜欢美丽的风景图片以及让自己觉得意境很棒的古诗词句。
但是那时候的自己要比现在多愁善感的多的多的多。不想现在，虽然是达不到泰山崩于面而心不惊的地步，但是看事情已经变得很开了。我现在不会寻思同事的一句话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。是对我个人有看法还是只是随口的一句玩笑。我现在知道自己是做不到人人都喜欢，我又不是人民币。而且自己的能力也都晓得了，知道自己能干什么，不能干什么。做事之前也会衡量一下，做这个事情我能获得什么，在单位时间内我要是做其他的事情收益会不会更高？而且我做这个事情，会不会对我其他的事情造成了干扰。我会进行衡量之后才会去做，而不是像以前那样，一股子热血冲上了头，这个事情，**了！然后发现这个事情并不好干，但是因为自己的置气，非要弄完了不成。就想是某某人经常说的。
“自己选的路，跪着也要走完”
那时候可比现在文艺小清新多了，也没有现在这么胖，更没有现在这么黑。
每天还会晒晒自己鼓捣的各种吃的东西，还会晒晒今天随手拍的照片，当然，这拍摄手法是没办法看的。但是当时却对这些事情乐此不疲的。你说我当年这是很闲么？我现在的时间都完全不够用啊！
每天六点就收拾出门了，这要是不堵车，晚上六点半能进屋我就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了，要是再去趟市场买点东西，这又是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，晚上吃饭完再忙忙这一堆让我糟心的事情，想早点睡觉都不行。
翻腾了一会，我看到了自己五年前的时候去旅游的照片，我还记得，当时就是突发奇想，想去中国和俄罗斯的边界那看看，然后我就穿上衣服装上洗漱用品，拿上钱包我就出发了！我在去车站的路上，一边坐车一边研究我应该怎么去，我就这么出发了！经过一晚上的晃荡和中途的倒车，我就真的跑到中国和俄罗斯的边境线上去玩了一趟，还在国境线找人帮着拍了张照片！
怀念恩师情感散文
1985年秋天，我从北鄙小学考入宁阳九中读初中。我记得那是村里通上电点起电灯的第二年，那时候多数学生都是步行上学，每天在家与学校之间往返八趟，三里多的路程，不知被我们步量了多少遍。只有少数家庭条件好的学生，每天骑自行车上学，轻便且神气，让人羡慕不已。
开学第一天，因为以前没走过这么长的路，来到学校时累得不轻，腿有些抬不动，还有点疼，因此也没精神和心情去欣赏新校的风光，找到初一二班的教室就进去坐下了。不大会儿，便进来一个男老师，三十岁不到，中等个子，长脸儿，头发有点卷，自然向后梳，五官很端正，面带微笑，潇洒又温和。嘈杂喧闹的教室里立时安静下来，这时我却意外听到身后一个同学小声嘟囔道：“坏了坏了。”我正疑惑不解，台上的老师开口讲话了：“同学们，欢迎你们进入宁阳九中学习。我是你们的班主任，姓史……”边说边在黑板上写了个端正漂亮的‘史’字。就在史老师转身写字的工夫，我的身后又传来了极其细微的嘟囔声：“揍人忒狠了！”后来，我知道了这位说话的同学叫李赫，是校长的儿子，插班进来的，所以对学校的掌故非常熟悉，因为学习不用功，没少挨了老师的揍。
史老师写完字，转身继续讲：“同学们都来自农村，家里都不容易，来到这里都要好好学习，要对得起爹娘。同学之间要团结，大同学不要欺负小同学，就像田晓东同学，在我们班年龄最小，今年才十岁……”边说边用右手的食指轻轻指了指正巧坐在第一桌的我。我顿时纳闷起来：开学第一天，这位老师竟然认识我，而且还说出了我的年龄！其实那一年我不是十岁，而是十一岁，不知道为什么在史老师那里减了一岁。就在我的疑惑中，在史老师似乎特别的关照中，三年美好的初中生活拉开了序幕。
那些天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但想来想去没有答案。后来读高中的姐姐周末回家，问我的老师是谁，我就说是教英语的史老师当班主任。姐姐听完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说：“是他啊，他叫史宪法，教了我三年。他揍人可狠了，瞪着眼咬着牙揍，但是从不用手揍，摸着什么用什么揍。不过他教得很好，你好好学他就不揍你。他教了我三年，从没揍过我。”姐姐英语学得很好，这我是知道的，她曾经获得过全省英语竞赛一等奖，我见过她的奖品——一个浅黄色的漂亮的塑料皮本子。
“他怎么好像一开始就认识我？”我不解地问。
姐姐顿时哈哈笑了起来：“你报九中的时候，有填的家庭成员。他一看到你填的不就清楚了？再说，就你这个子，一看就知道是你了。”
到这时，我的疑团终于解开了，我也渐渐见识了史老师的“狠”。开学不久的一节自习课上，班里没有老师，李赫忍不住又活跃起来，前前后后地找人说话，不巧正被窗外的史老师看个正着。史老师阴沉着脸推门进来时，他的上半个身子还没转回来，史老师一声断喝“李赫！过来！”李赫就像被使了定身法一样僵在那里了。他回过神来，知道一场暴风雨不可避免了，于是拼命缩着脑袋走到讲台前，双手自觉地抱住了头。史老师从裤袋里掏出一大串钥匙，银白色的金黄色的大的小的都有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只听“砰”的一声，早被史老师高扬起来，咬着牙狠砸在李雷雷紧缩起来的头顶上，接着就听见一声杀猪般的嚎叫。我因为个小，就坐在教室第一排，李赫就胆战心惊地站在我课桌前，响声过后，我怕极了，心想“可别把他砸坏了”。就在我害怕的工夫，只听又是“砰”的一声，伴随着一声杀猪般的嚎叫。我赶紧低下头，用手蒙住头顶，生怕史老师的钥匙链不结实，他用的劲又那么大，万一链子断了正好砸到我头上，那我可受不了。幸好史老师的钥匙串结实，我的担心都是多余的。但李雷雷的头也结实，砸了一通竟然一点事也没有，但好动的毛病却被砸得收敛了一些。
还有一次，我的两个同学赵维与王和平班空在讲台上打闹，正被史老师撞上。两人顿时像被钉子钉在地上一样，老老实实一动不动，萎靡不振地站在那里，战战兢兢地等待将要到来的未知形式的惩罚。只见史老师一把抓住赵维，把他摁到门后的角落里，咬牙切齿地推门挤他，直挤得赵维龇牙咧嘴，吱吱乱叫。史老师用手推门似乎感觉力气不够，退了两步，抬脚朝门板蹬踹了两下，踹得赵维嗷嗷怪叫起来。挤完王维，顺手抄起地上的笤帚，狠狠抽在王和平肩膀上，那是正是夏天，王和平正光着膀子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清脆又响亮，疼得王和平脸都扭曲了。我看着这两只斗败了的公鸡耷拉着脑袋站在那里，我也吓的大气不敢出，不过他两个着实老实了一阵子。
我们这些70年代的孩子，大多调皮捣蛋，不守纪律，被老师教训一顿后就能老实几天，安心学习一会儿。我们全班同学没有一个不怕他的，尤其是常被他修理的那几个孩子，包括校长的儿子李赫。现在想来，史老师虽然揍人狠，但也是为了我们这些学生能学好，有个好未来。这一点可以用他的一句口头禅来证明，史老师每次揍完学生后，总是跟上一句经典的评价：“就你这个熊学法，再过一万年零一清早，你也学不好！”典型的恨铁不成钢的心态，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。不少学生只看到了史老师表面的“狠”，却没有看到史老师内心的“真”——对学生负责、对学生的家庭负责的一片真心。在史老师的高压政策下，我们初一二班的学习成绩进步飞快。后来，我们班不少同学考上了理想的大学，这与升入初中遇到一个好老师、打下的坚实基础应当有直接的关系。
我们对史老师的怕绝不仅仅是来自他的狠，更来自他的高超的教学水平，准确地讲，我们对史老师的感情用“敬畏”来形容似乎更恰当。史老师讲课认真、生动、风趣，深深为同学们所佩服。他所讲解的每一个英文句子，都工整地写在黑板上，经常将一大块黑板写得满满的'，每个学期下来，我的英语笔记本都要用厚厚的一本。虽然经常揍学生，但英语课堂上却是一次也没有揍过，在我记忆里，初中三年里，在英语课堂上他似乎一次也没有批评过学生。相反，他总是不停地鼓励学生。我班有个同学叫宁方起，英语水平较差，有一段时间，史老师总是叫他回答问题，只要答对就拼命夸张地表扬他，诸如“看人家宁方起同学，回答得太好了！”“你真是太聪明了！”等等，那个“太”字拖得长长地，拖得宁方起本人都忸怩脸红了。在史老师铺天盖地的表扬与鼓励下，宁方起同学竟然渐渐钻研起问题来，期末考试英语竟然破天荒考了九十多分。史老师课堂上爱开玩笑，每当讲到深奥的问题时，他总会说同样的话：“同学们都注意了——”边说边环视一圈，发现学生都瞪着眼睛满怀期待地等他讲解时，他却微笑且得意地接着说：“这个问题——现在不告诉你！”说完笑得更灿烂了，很有成就感似的。
史老师不仅课教得好，更写得一手漂亮字。有一次我们学校举行老师书法展览，将很多老师的书法作品贴在我们教室外的山墙上，我们下了课就跑过去评头论足一番，最后一致认为史老师写得最好。那时候年龄尚小，哪有什么鉴赏能力，其中掺杂了感情因素也有可能。多年后我去史老师家拜访，看到他家客厅正面挂着一幅毛笔书法作品，风骨瘦硬，于行云流水中现出些许孤傲之气。我马上想起了多年前那次书法展，询问之下，果然是史老师的作品。史老师指着横幅，微笑着介绍说：“这是三十岁后写的，孔老夫子说人三十而立，三十之前和三十之后的感悟就是不一样。”我能感觉出，史老师对自己这幅字还是比较满意的。此时，我对史老师的认识又加深了一层，感情也加深了一层。
经过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史老师总是揍有数的那几个同学，偶尔也敲打几下别的同学。我倒是一次也没有被敲打过，甚至有一次自习课上我看课外的杂志，史老师从我身边走过去我竟然没有发觉，而更奇怪的是史老师竟然没有没收我的杂志，好像完全没有发现一样。于是后来周围的同学都说史老师偏向我，我也不好辩解，因为对于史老师为什么不揍我，我也百思不得其解，或许是因为我学习好，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，也或许是因为我年龄小个子小，不经打。总之，我真切地感到了史老师对我的厚爱和照顾。史老师对班级，可以说是至刚；而对我来说，可谓至柔。
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中午，学生都走得差不多了，只剩我们几个同村的男生还没走。之所以还没走，是因为教室里飞进一只麻雀，我们非要把它赶出去再回家。于是，黑板擦、笤帚、板凳腿儿、课本在教室里不停飞舞起来。就在一片乌烟瘴气之中，我扔出的黑板擦倒霉地打在教室前面的日光灯壳上，灯棍虽然没打坏，但星期天晚上回校上晚自习时，它却不亮了。史老师很生气，站在讲台上问：“灯棍怎么不亮了？谁知道怎么回事？”全班同学都不作声，我也低着头不看他，没有勇气站出来说是我弄坏的。因为我知道赔偿一个灯棍要好几块钱，我是无论如何也拿不起这个钱的。当时我想：史老师，是我弄坏的，但是现在不能向你承认，等将来我能赚钱的时候，再向您承认错误，并还你一个灯棍。史老师见没人回应，也没多说什么，转身就走了。不大会儿，拿来一根新灯棍，踩着我的课桌换上了。第二天，我的同桌悄悄对我说：“我知道灯棍是谁弄坏的，就是你。咱老师换灯棍的时候，全班同学都抬着头看，就你自己低着头。”现在想来，当时史老师也应该知道是我弄的，只是没有揭破罢了。
这件事情丝毫没有影响史老师对我的看法。他不停地夸奖我，课堂上他提出一个问题后，总是在其他同学都低着头默不作声时点我的名字，可见他对我的信任。我回答正确的时候，他就毫不吝啬地表扬我，说“你真聪明！我知道你会！你看人家田晓东！”等话鼓励我。当然也有回答不出的时候，只要我站起来一摸头皮，史老师就知道我也不会了，就微笑着点头让我坐下。史老师不但当面夸奖我，背后也经常提起我，每次考试后，各班之间要比成绩，每当别班的老师炫耀自己班的高分时，史老师总是接上他们的话茬说：“你们这算什么本事！一天从早学到晚！我班的田晓东才是本事，不大用学都能考好！”一副骄傲的神气。史老师不遗余力的鼓励，给我带来极大的信心，让我相信自己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能学的好。我想，如果没有史老师的鼓励，我恐怕不会如此顺利地第一年就考上中专，挤掉了那些复习一两年的我的同学。
有一次期中考试，英语场还没有结束，我提前交了卷出来，正好碰到史老师拿着试卷走过来，他立即和蔼地喊住我，拍拍我的肩膀，让我蹲下，他也蹲下，把试卷展开铺在地上，一个一个地询问我写的答案。其时正是夏天，屋角一棵苍老高大的合欢树正盛开，清香淡淡，弥漫在周围。上午的阳光热力还没有完全释放，却耀眼地明亮，穿过合欢树树冠的缝隙，斑斑点点洒在地上，洒在史老师摊开的英语试卷上。史老师从第一题一直对到最后一题，对完后笑着说：“错了一个选择题、一个单词，97分，考得不错！”我抬起头，蓦然发现史老师和我之间几乎没有距离，他脸上的几个平日不易发现的小黑斑，在明亮的阳光下赫然映入我眼帘。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，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脑袋。
初中三年转眼就过去了。临中考时，因为我的志愿问题，史老师和我父亲争执了好多次。史老师执意要我考高中，而我父亲却也是有名的固执，坚持要我考中专，因为中专在80年代还是让人羡慕的热门学校，不像现在，中专不但备受冷落，甚至大多被取消或合并，我的母校宁阳师范也早在十多年前被宁阳实验中学取代，我和我的许多同学一时都成了无家可归的游子浮萍。史老师拼尽了全力，但最终还是没有拗过我父亲，高中对我来说也永远成了一道可望而不可即的风景，恰如海市蜃楼，美丽却虚无飘渺。尽管如此，我从未抱怨过父亲，多年来，无论生活走到哪里，我都充实从容并快乐着。命运打湿了飞翔的翅膀，却赋予我一片广阔的海洋。但是，我永远感激史老师，感激他对一个寒门孩子的赏识和期望，也感激他因我不能读高中而产生的深深遗憾。
1988年秋天，我迈进了中专的大门，史老师也调走了，调到宁阳二十中，后来曾任宁阳二十中政教主任。2000年秋天，我从宁阳九中调来二中，成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，无论对于史老师还是对我，这都算是一个慰藉吧。
来磁窑后，遇见史老师的机会就多了。从前在九中上学时，我们都感觉他很洒脱，整齐后梳的略卷的波浪形的头发，永远板正的西装，永远从容甚至悠闲的脚步。曾有同学开玩笑说：“史老师就像电视台的播音员一样潇洒！”从前，我总是以一个孩子的眼光来看老师，而今是以一个成人的眼光来看老师，相遇几次后，我感觉史老师似乎有些孤独。每次遇见他，无论骑车还是步行，都是一个人踽踽独行。史老师有两个孩子，都是女儿，而且都长大了，开销肯定多了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生活让他落寞，但他鬓角的灰白的头发和眼角的鱼尾纹让我清晰地感受到，我的老师不再年轻，尽管年龄还不到五十岁。
2012年初冬一个黑沉沉的夜晚，史老师因突发脑溢血，不幸不治，于英年意外离世。听到噩耗，我大吃一惊，根本不相信这个事实，于是打电话给我在二十中的同学求证。得到确证后，我于心情黯淡中回忆起从前的事情，老师之音容笑貌，历历在目。天地永恒，生命无常，时光渐老，师恩难忘，感念往事，情难自已，于是写下了上面的文字，借以表达对恩师的永久怀念。
拍2斤发五斤是什么意思
上海的春天过去了。我们邀请了三位创作者与我们聊一聊，春天里他们的所思、所想，和那些发生在这段时间里的创作。
史阳琨
照片不说话
照片会说话。有的照片真的会说话。史阳琨的照片不说话，像是哑巴。
《晚春》——他拍摄了武汉这座城市公园里的草木。整个春天过去了，公园里面的草木特别旺盛，但没有人去看它们。
《I Can’t Afford My Body》——在东北，他拍摄了侵华日军战后遗留的化学武器的受害者。
《怀旧之邦》——在江苏华西村、河南***、山西大寨村，他拍下了集体景观和个体生活之间的记忆与现实。
《身是客》——关于怀乡，他每次回到故乡，拍摄身边的人。
《季夏》——2021年7月，极端暴雨天气在河南省引发水灾。水灾期间，他拍摄了夜晚的水坝。
《Lockdown》——在武汉，在上海。前者是工作期间的记录，后者是他生活当中看到的瞬间。
史阳琨是河南人，在中原地带长大，他的照片就像农民“面朝土地，背朝天”种出来的地。从播种到收获，种子下地的嫩芽变成袋子里成桩的麦子。方框之内，是他的照片，像是结出来的麦子，每一颗麦子都有来路，每一颗麦子都是结果。
史阳琨生活在上海。以前，他在媒体工作，拍摄纪实新闻照片。2020年4月的武汉解封。他拍下了那张著名的《跳东湖》照片。在那之后不久，史阳琨从媒体辞职，成为独立的摄影艺术创作者。他拍东西的速度比以前更慢了。
最近在家里的那么多天，他也没拍什么东西，就是为了之后的拍摄项目窝在桌子前面看相关的书。脖子疼，背疼，干脆躺瑜伽垫上看。余下的时间他去做了志愿者，没拍什么东西，也拍不了什么。感受、知觉、情绪，现在变成失眠的虫，变成梦里长长的走廊和自在的篮球场。
在麦子之前，在方框之外，过程缓慢，劳动量巨大。变成麦子的时候，方框里面是结果。不管是最终的结果，还是一时的结果。因为是结果，它们都不再说更多的话。
Q：你最近在看什么书？
A：我的阅读大概分两个部分，一个是我之前有买的书没看完的，或者是跟我在做的项目调研相关的资料。另一个就是跟历史相关的一些东西。
Q：具体的都有什么书呢？
A：有一本叫《追寻失落的圆明园》（汪荣祖著，钟志恒译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），还有一个史景迁的《太平天国》，还有葛兆光的《想象异域: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》。还有一些视觉方面的书，以及当作放松去看的《水浒传》，现在跟小时候看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。
然后我还读了一本，也是前媒体人叫杨潇，他写的《重走：在公路、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》，那里面很多状况跟当下还有一点这种呼应，我在里面有读到胡适给郑天廷的信。信里面他说，“人生最不易得到的是闲暇，更不易得到的是患难。今诸兄兼有此两难，此真千载一时，不可不充分利用，用作学术上的埋头闭户著作。”
Q：你在上海还行吗？最近。
A：我还好。我去年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，所以我大概是年前临时搬到这个地方住的这个地方算是一个过渡，只签了几个月的租房合同，原计划到6月份我就搬走了。
这个地方离我工作室特别近，大概步行几分钟就能到，但是它是一个特别小的房子，然后厨房我也一直没有用过。我没有任何餐具，也没有任何做饭的东西。但3月29号还是3月30号，有一个朋友他要离开上海了，他要回美国去了。他就留给我很多锅碗瓢盆之类的东西，包括油盐酱醋。后来我后知后觉，特别感谢他。
Q：你在武汉拍了《跳东湖》，在上海呢，现在要你凭空想，你会拍什么？
A:不知道。我当时是一个摄影记者的身份，那天我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工作。解封当天，那张照片成为一个代表着生命力的符号，被裹挟，被传播。但那个东西跟我当时作为一个个人的感受是有距离的。在我眼里，我拍下它的感受更接近于《晚春》，那个灯箱的作品。
在上海，我当然有想过作为一个创作者，应该做什么样的回应，应该留下什么样的记录？后来我觉得我做不到。一个是空间上的限制。另外，我还无法准确地去表达。
Q：从记者的身份走进另外一个身份，去做一个艺术家。这种转换对于你来说是很容易的吗，你信心是很足的吗？
A：不容易，但是有信心。我走到现在这一步完全阴差阳错，我怎么也不会想我要去做一个艺术家。读书的时候也没想过，我觉得这听起来是很中产、很精英的一件事情，跟我没啥关系。
真的走到这一步，我觉得是做记者那些年给了我很多锻炼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记者是对问题负责任的。记者的问题意识特别敏感，相对其他行业来讲是很超前的。当代艺术语境里面来讲，问题意识也是放在最前面，这个是这两个职业中相通的一点。
Q：你讲到《怀旧之邦》，你说你在全世界看到怀旧的、更保守的、往回走的趋势。正好有媒体发过一篇文章，题目就叫《全球化结束了，全球文化战争开始了》。很多人会感到被抛弃，会不开心。你在拍《怀旧之邦》的时候，它在情绪上对应的是什么呢？
A：我当然对这样的转向感到失望。我们这一代，90后出生，小时候还是一直会相信那种地球村，全球化，明天会更好，是那种信奉很真诚地跟世界做交流的状态。
我自己在这种感受上的转折点大概是在2015年，那时候我23岁。我一到英国的第二年，英国脱欧，我身边一片哀嚎，我老师在课堂上都在哭。我觉得一切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，有很大的失落。
2016年年初我还去了美国一个月，当时正在进行大选，也是同样的状况。我感受到的就是校园里面精英阶层的这种判断，跟社会底层的更广泛的判断是脱节的，有一个巨大的裂沟在那里。
那两年在英国，也是极端主义活动以及难民潮最严重的时候。那时候在欧洲走，你会特别害怕。指不定哪里可能就会发生极端主义活动，坐地铁会想自己会不会遭遇爆炸袭击。
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机场，我就突然听到那种滴滴滴的闹铃的声音，然后整个机场一下就特别安静，所有人都抬起头来目瞪口呆，都很紧张。后来，战争、疫情，所有的事情都在加剧，但是我们能做什么？不知道。
回到我的作品来讲，我觉得作品可能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。就是说对一个艺术作品来讲，它可能没有太强烈的立场在里面，因为如果你有了立场，它就是一个宣言。它就是一个宣传，或者它就是一个广告，对吗？
但艺术本身来讲，他可能是不做判断的。他甚至是某种在语言语言范畴之外的东西，它更像是一种感知的东西。
Q：一张照片，创作者把它拍下来，在创作者之外，其实它自己也会讲一些事情。文字也一样，因为每一个字本身就带一些意象了。
A：对，是这样的。某种程度上它是相通的，这个可以追溯到罗兰·巴特之前说的作者已死。你不管是视觉艺术也好，还是文字创作也好，你这个作品做出来之后它就不属于你了。其实它有更广阔的语境，它有更开阔的一个空间，这个才是它存在的最重要的那个意义。
尤其对于视觉工作者来讲，其实很多人不太愿意去讲述这个作品的，因为你的语言就把它给框定了，你讲述的太多了之后，它就是你框定的语言范畴内的东西。但往往对于视觉艺术来讲，它是逃离语言的，他是希望能够逃逸这个东西的。不去讲述的话，它就能逃得更远一点。
Q：你的照片是在重新去组建一个世界，还是在去整理一个已经存在过的世界？
A：某种程度上它是同一件事情。因为我没有完全去组建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它原本就是存在的。这些照片它原本就是在那里的，但是我如果不拍，你就看不到他。如果不拍，你就看不到这个景象，你就看不到这个存在。但是我拍了之后，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真实的确切的存在的一个东西。
虽然我的这种拍摄方式没有photoshop，没有置景。我只是作为一个观察者，用相机去记录的时候。但那个真实它又是我建构的，是我去创造的瞬间，我去抓取的瞬间。所以你又可以说它是我去逐渐地构建的真实的世界，它是两个交织的东西。
Q：你的照片情感很重，但实际上，你又是限制了自己的感情的部分的。
A：对。它是克制的，有框架的。所以它需要准确。它当然是有感情的，但感情的度需要把握得非常准确才行。不然就会过犹不及。
郭濮源
再跳会儿舞
上海徐汇区的老洋房，不同于高楼公寓所形成的社区，人很少，一个弄堂里四栋楼，一栋楼里三四户人家。郭濮源就住在老洋房的三楼。有一个阳台。阳台下面的院子种了很多不同种类的树，上海的老洋房很多都是这样，一般情况下，这片区域的每一棵树都会登记，被好好地保护。
郭濮源自己在阳台上也种了不少植物。春天一点点的过去了，植物也在变化当中。他喜欢植物，疫情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每天去观察，看它们一天当中有了什么样的细微的变化。刚开始隔离的时候，阳台外面的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秃的状态，后来开始一点点发芽，直到一个月后阳台外面满是绿色与鸟鸣。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郭濮源为行业内熟知的标签是时尚摄影师。他拍摄时不喜欢依靠大量的置景和道具来呈现效果，而是更倾向于仅凭光影的变化完成作品。就像走在树林里，树叶挡住了光，或是接住了光，影子落下来，剩下的光也落下来，就成了照片的底色。有时候拍摄的时候，他会给拍摄对象一件东西，不是为了形式感，而是想让拍摄对象去和这件东西进行短暂的互动，从而激发出一种真实的，或者是超脱的状态。
除了好看的植物，上海也有好玩的俱乐部。郭濮源喜欢去电子乐俱乐部跳舞，它们常常在地下，烟雾弥漫，谁也看不清谁，每个人都在专注地舞蹈。植物和跳舞有相同之处，它们同属于自然的一部分。郭濮源相信，舞蹈是人类的本能，就像非洲一的些原始部落人们本能地去跳舞，是他们天生具有的表达方式，舞蹈可以帮助我们回归自然。
2016-2018那段时间上海有意思的电子乐club相继关门了，一时间心血来潮，于是他自己也开了一家club，现在，和他的工作一样，俱乐部节奏音乐停了下来，不知道什么重启。
这段时间，郭濮源想念跳舞的日子，想念可以出去工作的日子，他特别希望可以早点回到这些日常里。
窗外
Q：这段时间，你脑子里想的最多的是什么？
A：各种想法特别多，我觉得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在家待着，不去出门工作。这种长时间的不工作会让我有一种焦虑。更准确地说，是关于很多事情的信心动摇了，比如对于这个城市的信心。另外似乎从来没有过那么多时间思考政治、社会与人性，我想这次漫长的隔离中，很多在上海的朋友都是如此吧。
如果人不工作，每天只是活着的话，也挺累的。我现在特别能感受我父亲生活的状态。我是山西太原人，在我开始工作以后，就离开了太原。先是去了北京，然后又搬到上海。我的父亲退休以后一直生活在那边，我有十几年的时间都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。一年当中，我们见面的时间也就是几天时间。我们都没有很理解彼此的生活。这次疫情某种程度上，让我能感受到他的那种退休之后的生活，每天重复着一样的节奏，买菜、做饭、打理家务，忙完一天就过去了。
与朋友们线上云喝
Q：2015年你搬到上海的时候，住的就是现在的房子吗？
A：不是，这是我来上海以后住的第三个地方，大概2019年搬到了这里。
Q：往年在这个房子里感受到的四五月，和今年有什么不一样？
A：往年这时，我都在忙着工作，没有时间去感受周围的环境。今年从4月份到现在，我终于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春天的变化……
我住这个老房子在三楼，有一个阳台，外面种了很多的树。这也是上海的一个特点——老洋房四周都是种很多树的，每一棵都会登记、被很好地保护，这点我是比较喜欢的。
以前我在北京的时候，除非你去大公园里，你才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种类的植物。在上海不用去公园，只是在家里的阳台上一眼看出去，从近及远，种类就至少超过十种：桂花树、常春藤、水杉、棕榈树、枫杨树、梧桐树、广玉兰，还有雪榕树......也不是说只有我家能看到这种景象，很多上海房子的窗外都会有差不多的景象。我不知道你跟我通话的时候，有没有听到鸟叫的声音？它们每天在这些树里飞来飞去的，这也是我很喜欢这个城市的一点。
生活隔着荆棘
Q：这段时间，你有做什么创作？
A：就是写一些文字的东西，然后也拍一些视频、照片。因为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在做视频工作室，他们让我拍一些疫情当中的镜头。我拍的其实很多都是重复性的画面，每个大概十几秒到二十几秒，都是固定镜头。打个比方，我就拍下雨，我机位就放在那里，雨水不断，落在地上；拍风中的树；拍我做饭的时候锅里翻滚的汤，就是这样一些重复的镜头。
Q：你可以和我们聊一下您主理的那家俱乐部吗？
A：18年开了44KW是偏地下电子乐类型的club，去年与几个朋友一起做了一家艺术展览结合Live house的俱乐部SYSTEM。现在都没有办法营业，我自己摄影方面的工作也都停下来了。现在即使上海解封了，我们能不能继续营业还是打个问号。所以现在有点迷茫了，不知道后面该怎么办，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。
疫情里，我们是水缸中的金鱼
Q：你刚刚说看了很多电影和剧，有哪些是特别有感触的？
A：我每看一个东西都会有一些触动。隔离刚开始的时候看了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，这是之前一直想看但没来得及看的。这个电影让我非常怀念的是以前去看音乐节，可以出国旅行的那些日子。大概从2012年开始，中国的时尚杂志行业都在一个上升的势头上。那个时候我们有很多出国拍摄的机会，去过很多地方。欧洲的很多国家，还有非洲、北美洲的各个地方，世界各地到处飞、到处拍，那个时候很开心。现在一去不复返了。
有天晚上被居委叫去附近街道核酸，从晚上9点半排队到11点，队伍很长，人与人间要求隔两米，照片是一位排在我前面的男士的影子。
Q：还有别的电影或剧吗？
A：这几天看的太多了，基本上每天都会看。这两天我在看《弹子球游戏》，原著叫做《柏青哥》。（美籍韩裔作家李敏金著，2017年出版。）还有一部叫《巴比伦柏林》，是德国的一部剧，讲的是二战之前的德国，在柏林所发生的很多事情。
Q：你这段时间有过自己在家跳舞的时候吗？
A：有，但不多。
Q：那种一个人跳舞的状态是一种什么状态，很享受，还是说有一点别的情绪？
A：也是挺享受的，也许不如在俱乐部的氛围好，但一个人跳舞的时候更肆无忌惮，更自由。偶尔需要把自己放飞一会儿。
张涉嫌
有了慢的画
张涉嫌是个蛮自由的人。他出生东北，很小就不怎么上学。他画画，但不科班。他是那种把画画当生活的人。
在疫情出现之前，张涉嫌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时间在路上，他旅行的经历很有意思，总是很“丛林”。2019年，他开车从上海出发，从黑龙江满洲里口岸进入俄罗斯，横跨了俄罗斯到欧洲，再自己开回来。
他写的游记像他本人，穿越欧洲的路可能是很多人都走过的路，但他驾车从中国开过去这一趟，显然更精彩很多。在捷克的夜路上遇到的野狐狸；漫漫路途里遇到的怪人；尤其是在巴塞罗那遭遇交通事故，大家停下车来等待的时候，他和朋友发现有人偷钱包，他没想太多，就一路跑着追出去，最后追到一个桥洞里，把小偷揍了一顿，帮人把钱包给抢回来，后来他才知道，这次见义勇为很可能会得罪当地的阿尔巴尼亚帮派，他的中国牌照的越野车很显眼，由于担心被报复或者引来更多的麻烦，在大家建议下，当天便匆匆离开了巴塞罗那。
他的生活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，完全由他自己就可以搅动出一个巨大的漩涡，**不缺，乐趣不减。他是这样的人。困难越大，越有劲头。
最近的张涉嫌在上海。2022年的春天，疫情开始在上海蔓延。他被困在了画画的工作室里。
他的工作室在上海闵行区，这幢建筑由仓库改建，租金相当于市中心同种房屋的十分之一。因为足够便宜，所以很多附近工作的工人宿舍都设立在这个园区里。这其中，包括华亭宾馆的员工宿舍。张涉嫌听园区物业的领导说过，这个园区里住着700多个人。从3月到5月7日采访那一天，他在工作室已经待了63天。
猪肉
生蚝壳里的画
画最后一块牛排
Q：你瘦了十几斤？
A：20多斤。最近稍微回来点。前两天特别瘦，因为之前是完全没有吃的。
因为华亭宾馆的事，我们是最早一批被隔离的，最开始的隔离跟之后的不一样。那时候可以叫外卖，我也没当回事。后来突然有一天，大家都隔离了，我直接就完蛋了，没有吃的。
我从小卖部里面买了一个面包，挺大一个面包，大概小臂那么长一条，我每天吃一小块。然后我有一箱牛奶，可以喝点奶，一天吃一顿。真的就是每天饿得两眼发懵，然后胃也饿小了，以前我吃饭可以一直吃，现在我吃一点东西就饱了，吃不下什么东西。
Q：现在能买到东西了？
A：买不到。也没发。因为我们这个不是居民区，它是工业区。承蒙各路朋友们的照料，然后各种省吃俭用，我现在一天吃一条肉，手指头这么大一条。
门口野生的小狗
Q：这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。我看你画的画，以为你半享受地很轻松地度过了这段隔离的时间。
A:是这样，物质上非常艰苦，但说实话我觉得我经常还是挺享受的，真的。有一个原因是，我没有隔离在家里，如果是在家里面以我这种完全忍受不了无聊的人，我可能真的要崩溃。
这60天下来，我觉得我现在这样完全一个人待着，还挺好。每天中午起床，吃点东西，晒晒太阳，然后画画，看看书、抽烟。门口打打篮球、健健身，园区里捡捡破烂拿回来画画，就挺好。
就算疫情结束了，我也可能真的就被这个事情改变了。这些年里面，几乎没有一周我是少于三天在外面喝酒的，各种酒局、饭局，但现在我完全不想了，没有兴趣了。
隔离完之后，我准备把住的地方也退了，我觉得我不需要，（我的生活）完全可以就在这里面。我这工作也不需要跟别人合作。甚至钱都不用挣了，因为按我现在的生活状态的话，（很少花钱）钱是够用的。
Q：这其实跟你的人有关系。你是一个内核很强大的人，然后刚好在你工作室这块区域里，你最重要的那些东西都能得到满足。
A：对，反正我前两天跟朋友打电话也说。我说如果时间倒回到63天之前，就算我在外地，我都要赶到上海感受这60天的隔离。我太需要隔离了，我觉得特别好，而且画画上我觉得也有很多变化，总之真的就是一好事。我也不能这么说。疫情当然是坏事，但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挺好的阶段。
邻居的马
Q：你说画画上有改变，是什么改变？
A：我之前是特别的一气呵成。就是不管画什么，哪怕巨幅的画，我这一两天之内必须画完，画不完我也不再碰了。我没有兴趣去花很长时间慢慢弄一张画，不是这样不好，只是我比较怕累，这种事一想就很累，我现在说出来都觉得累。
但是最近因为疫情，画布很短缺。我必须在每一张上花得时间长一点，不然后面就没了，细水才能长流。这样一来就对画面本身有影响。就跟你施工一样，工期不一样了。你盖一个楼，平常一个礼拜就盖完了。这次你盖三年，心态什么的都不一样。
我之前看了一本书，叫《蓝围巾男人》。这是弗洛伊德的一个模特写的。这书很简单，就写了6个月以来，他给弗洛伊德做模特的过程。那张画我之前没见过，后来我去查，我就想什么画要画6个月。一看那张画就跟我们A3纸那么大一张，特别小。这种**，要6个月，我就想弗洛伊德这种级别画家，他也不需要装逼。他肯定有他的理由。我把书看完，结合当下这个状态，我也慢点画。
所以，好与坏是很主观的事，这种状态只是我自己觉得是挺好的，心态比较……没那么急，会慢慢来了。
垃圾袋上的服装
Q：你最近画了挺多的。
A：因为每天没事干我就画画，我画布已经没有了。现在就在外面捡回来的各种东西上面画，门板子，酒瓶子，我今天捡了个垃圾袋，准备画一条裤衩。
Q：你说你最瘦的时候是4月十几号，那段时间画了什么？
A：我自己也不知道画的什么。记不清。反正每天我都画两笔，坚持让自己画两笔。
Q：你隔离这段时间，可以出仓库，在那个园区内活动？
A：对。幸亏我们这个园区有很多荒废的楼。它本来是一个国企工厂。当年工厂倒闭之后，留下了很多荒废的楼。这个房子特别老的厂房，所以我就可以进入捡东西。我最近捡到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小玩意，挺有意思的。
玻璃瓶上画的保安
Q：你都捡到了什么？
A：我捡到了一个80年代的舞厅的灯球。还有一些老的餐具，瓶瓶罐罐。还有一些东西很大捡不回来，比如这里面有一个厂房是当年职工的娱乐场所，里面有电影院。这里买有当年挂海报的画框，特别好，木头经过这么多年的风吹雨打也没有坏。它大概是70年代的东西，特别有味道。但这个工厂说不能给，不让我拆。
这旁边还有一个当年电影公司的道具仓库，里面有一个书柜。是电影公司用来做道具的书，因为是做道具的，所以什么书都有，各种想不到的书，特别有意思。有一本书，我忘了是一九六几年的还是一九八几年的，叫《千万个为什么》。小时候小孩看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这本书是给成人编的，就变成了《千万个为什么》。那个书巨厚，比字典还厚，里面什么都有包罗万象，从洋葱的种植到无定形硅为何能成为单晶硅棒。我看第一页有个问题是说为什么男性在各个方面都要强。我一看这个标题，这不是找死吗？而且肯定是不对的，但这也说明人类认知的变迁，毕竟是四五十年前的书。
门板上画的闪电
Q：我看你微博上写过你自己觉得最好的一个阶段是90年到2000年代那段时间。那时候你们一家人去广州。所以听你讲这些的时候，我会想，你是不是其实是一个很念旧的人。或者说，那不是念旧，反而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在你身上不太奏效。比如你讲你在工厂里边去捡这些东西，跟你过去或者未来在某个旅程中去发现有意思的东西，其实是一回事，在你身上好像是这种感觉。
A：其实最近，我们这个园区这儿有很多工人嘛。我前面有点不好意思说，我们这个园区从最近两个礼拜开始，经常有打架的。不光打架，包括路上碰到了戾气都很重。可能最近憋着了。
前几天我戴个耳机出去捡东西。出去拾荒捡破烂。你知道苹果耳机降噪功能特别好，你戴上就听不到周边的环境。然后那天突然有一台本田，从我身边可能就30厘米的距离开过去了。速度得有100多，赶上高速上的速度了。我觉得我只要动一下，就能把我给撞死。很危险。他开过去之后给我气得。落叶、土，整我一身。
最后一张油画布上的画
Q：土？
A：对。你想这两个多月园区里没有扫过地，这个车走到路的尽头，掉了个头又回来了，又是一脚油门。我赶紧捡了个大石头砸在路中间，没往车上砸，砸车要赔钱的，我就砸旁边，就是让他把那车停下。我说你有病啊？一个大哥，大胡子，憋这么长时间他脾气也不好，他就要下车。
这种情况下我是不过脑的。他一准备下车，从表情到动作，那肯定就是要下车来揍我。我本能地反应，他车门一开，我一脚就把车门踹回去了。他也没下来，之后可能也不敢下来了，就在车里面说你干嘛。反正就是对骂。我说你得给我个解释，怎么就能这么开车？
他说，“我这个车放了有一个多月，电瓶亏电了，得跑一跑充电，不然解封那天车打不着了。”
我一听，我的天，他说的真好，说的对，太有道理了，合情合理，确实是这么回事。我的车也放了一个多月了，我都没注意这个事。他走了之后，我就回去拿钥匙去开车，发现车已经快发不着了，打了几次才发着。我就想得亏碰到这个事，再晚几天车就真打不着火了。
因为园区也不大，我开出去跑的时候。把车窗摇下来凉快凉快，他也看到我了。其实有点尴尬。
监制：佟宇
采访、撰文:晏文静
统筹、编辑:李祺、赵文斐
【本文刊登于《芭莎男士》2022年6月刊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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